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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音樂輔導員/ 曾迎慧)

 

今年是馬勒逝世100周年,全世界紛紛推出馬勒的系列音樂會,在此從三本音樂專書中,觀看不同的作者,如何從不同的切入點,去描繪馬勒的人生、思想和作品,來紀念這位音樂歷史中,蔚為德奧調性音樂脈絡裡,最具份量、集交響與聲樂為大成的Mastro!!

 

在《牛津西方音樂歷史辭典:二十世紀早期》(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,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),側重於馬勒(Mahler, 1860-1911)生平的描寫,在開頭,便解釋了他的世界觀,運用了術語Weltanschauungsmusik與作品大地之歌互相映照,而馬勒的成就,也為德奧地區的歷史寫下末篇的榮耀終章。

這本書裡對他的傳記,是最詳盡的紀錄,包括家庭,指揮行腳的地點,改信天主教,周遭中產階級反猶太的思想,成為音樂生涯和身分認同的阻礙,都讓人對馬勒的生活有更圖像化的聯想,本書花不小的篇幅解釋其社會環境的氛圍,縱然馬勒是否因為工作的野心,而改變信仰的說法仍受爭議,但從此文章以當代漫畫,如何醜化馬勒的身分和嘲笑他的指揮姿態,可窺見反猶主義的劇烈聲浪,然而改信天主教的重大意義,也讓他得到擔任維也納歌劇院指揮的合約,往後的十年可說是他事業的高峰,不管是指揮還是作曲,都看見一位作曲家邁入成熟階段的形象,而相比於晚熟且較晚受到肯定的作曲才華,馬勒的指揮事業卻是紮實而豐富的,從鄉下小劇院的助理指揮,慢慢登上布拉格,布達佩斯,漢堡,維也納和紐約,馬勒的指揮名望達到令人難以想像的成功,而這樣的豐厚的閱歷也奠定了他寫作交響曲,聲樂曲十足的把握和豐富嚴謹的功力,特別是他在指揮的詮釋和考究上,相當有魄力地改革因襲已久的演奏傳統,大刀闊斧地提倡忠於原譜的觀念,在當時引來不小的抨擊;值得一提的是,馬勒以歌劇指揮身份聞名,卻未寫出一部完整的歌劇,此作者也以這有趣的現象,點出馬勒在交響曲與聲樂範疇的用心耕耘。

在第二本書《新牛津音樂歷史辭典:1890-1890年的浪漫時期》(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Music, vols. 9 Romanticism, 1830-1890)中,將理查.史特勞斯(Richard Strauss, 1864 –1949)和馬勒放在同一個框架討論,重點在論述他們的交響曲作品,開頭提到史特勞斯早期的作品,受到古典交響語法的影響極大,尤其是舒曼(Schuman, 1810-56)和孟德爾頌(Mendelssohn, 1809-47),但在四個樂章的傳統架構上,慢慢有些微的偏離,是新舊語法轉換的關鍵人物;話鋒轉到馬勒,在樂章數目和編排的設計上,有更大的革新,如《第一號交響曲「巨人」》(Titan),先是一首兩個部分,五個樂章的交響詩,雖後來刪調標題,但仍保存尚.保羅.李希特(Jean Paul Richter, 1763 - 1825)小說的內容,其後大幅探討第一號交響曲的曲式,樂章內容和形式,蔚為這篇文章的重點,但對他的指揮生涯,生平傳記的敘寫,幾乎字隻未提。

 

在第三本書《諾頓音樂歷史導讀:浪漫時代音樂》( The Norton Introduction to Music History, vols. 4, Romantic Music )這本書的內容,集合了前兩本書的資訊,在馬勒的介紹篇幅中,前有理查.史特勞斯,後有沃爾夫(Wolf , 1860-1903),作者將這三人,歸納在19世紀末期德奧地區後期浪漫的歷史概念裡。一開始他簡短介紹馬勒的生平,簡短交代他的指揮生涯,以年分和工作地點、頭銜來劃分,這種論述方式,與第一本書頗雷同;交代完生平的履歷,以三個觀點顯出馬勒在指揮能力的長才:第一,闡述馬勒對德奧地區傳統的演奏法有新的見地,然而他的主張卻引來保守人士的爭議。第二,馬勒對管弦樂寫作法的深究功夫,精湛到可以提出舒曼和貝多芬(Beethoven,1770-1827)語法上的弱點。第二段敘寫馬勒作為作曲家之身分,最有貢獻的兩個領域:交響曲和管弦樂及鋼琴所伴奏的聲樂曲,在這兩個曲類中,充分展現他對文學的認識和熱愛,有三種形式化的風格,分別為清唱劇(cantata),連篇歌曲(song cycle)和九首歌系列(series of nine songs),從這些歌曲的詩詞內容,一窺馬勒的心靈世界和藝術的偏好,像是對德國浪漫樂派的懷舊情緒,也象徵著教養和險惡的天性。

這位學者花許多篇幅,在探討馬勒音樂的特性及轉變,尤其第一到第三號交響曲詳盡的分析,為馬勒整個書寫的筆法定調,從早期音樂的折衷風格:舒伯特(Schubert, 1797-1828)和韋伯(Weber, 1786-1826)的影響,以及白遼士(Berlioz, 1803-1869)和華格納( Wagner, 1813-83)的懷念,這是他風格確定的開端。但他也利用多彩的管弦樂配器方式,在音樂中放進譏笑,反諷的元素。

 

馬勒的前三首交響曲作品中,打造一個完整的音樂詩意化的世界,以及第四首中較少程度的呈現,他以第一首交響曲為例,1889年在布達佩斯首演,以音詩的手法,寫了五個樂章,後來刪掉第二樂章,且移除了樂章中內部的標題,在音樂中的每個階段,充滿了標題性的聯想,屬於文學性,及自傳性的暗示。而在他的作品《流浪青年者之歌》裡,繼續著英雄面臨生命與死亡考驗的進程。全部的樂章最後都合併了先前所寫的歌曲,而最重要的材料也都匯集進於此。

  

作者也研究了馬勒作為成功歌劇指揮家,其作品特色如何吸收各家的長處及風貌, 影響他對音響織度,語句表達,思想核心等,他所提到的人物,不僅有交響曲名家,以及文學家和哲學家,讓讀者在研究樂曲時,能有更具體的聯想和脈絡,此時期的交響曲家而言,他認為貝多芬的成就及高度,仍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,第一號交響曲的第三樂章,承接了從貝多芬,白遼士的英雄概念,但馬勒將民謠兩隻老虎改成小調,對昏昏欲睡,死亡形象有一種無禮不敬的扭轉,而貝多芬的成就,仍然縈繞於馬勒,在交響曲的開頭就是一個明證。是其他書中較少見到的現象,如下列這一段:

 

如同布魯克納第三號交響曲,一開始就令人憶起貝多芬典型的D小調轉D大調手法,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,56小節弦樂的持續A極弱音量,如同其他概念一樣,漸漸聚集壯闊的能量。去引導完整的第一主題的再現。但仍有顯著的不同,馬勒的持續A長音是在小提琴極高的音域上,製造了鬼魅般的和聲音響,而非貝多芬的導奏中的A長音所揭示的戲劇般的神聖性,而是充滿戲謔的性格,借用於馬勒自己作品的旋律〈當走在清晨的原野上〉為整個樂章的主題骨幹,如此來引出作曲家的尊貴與平凡的並列特性。[1]

馬勒的第二交響曲,有許多與第一號相似的地方,他們都呈現交響詩的形體,充滿標題性的聯想,取材自十九世紀的文學材料,曲中寫入個人親身經歷的情感,以及借用既有的曲調。在1888年,馬勒遭逢一連串的悲劇和打擊,父親和妹妹相繼去世,此曲以送葬進行曲作開端,源自由Adam Mickiewicz史詩交響詩之樂章;馬勒說,是第一交響曲的英雄,他被運送到墳墓去,於1893加上其他三個樂章,馬勒的歌曲集《少年魔號》也是此時作品,第三樂章取材其中的一首歌〈帕多瓦的聖安東尼向魚說教〉以及第四樂章的〈原光〉曲名,也是源於《少年魔號》中的詩題。

第三樂章的詼諧曲風格,第四樂章加入人聲,這是馬勒第一次在交響曲中加入人聲,一個女低音的獨唱。最終樂章在1894年加入,宣告了審判之日巨大災難的情景,1894,他的多年密友名指揮畢羅(Hans von Blow, 1830-94)與世長辭,馬勒參加其葬禮期間,聽到教堂響起克洛普斯托克(Klopstock, 1724-1803)的讚美詩〈復活(Die Auferstehung)讚美詩,成為他創作復活交響曲的靈感。

馬勒在第三交響曲,致力於創造極端壯闊波瀾,銳不可檔的各類樂種、標題關連性的音樂綜合型體,擴張更廣闊的氣勢和格局,六個樂章的組合,第七樂章刪減後,成為第四號交響曲的素材,馬勒在音樂中,歌詠大自然、被造物和天使們,他在配器上也表現了如此力量:八支法國號,五支豎笛,各四支雙簧管,長笛和低音管,龐大電量的擊樂群,兩個獨立的合唱團,以及一位女低音獨唱;是多麼龐大堅實的巨人主義,充實在馬勒的、音樂和交響曲的視界。受到叔本華(Schopenhauer, 1788-1860)影響,他的音樂觀也拓展於宇宙和人性的探討中,本著完美誠摯和不屈撓的奉獻意志,他也完成了九首完整交響曲,以及第十交響曲的開頭。隨著他寫作的動機策略改變,(除了第八號訴求涵蓋千人合唱團的巨大的強度),他主要的重心放在宇宙永恆性的目標。馬勒的交響曲,即使明顯維持著傳統和曲類上的關聯。然而,他卻集合了管弦樂超越性的強度,他在樂器的編寫上,偏好矯揉造作和精心挑選的態度日漸增加;以點狀方式表現多變及新奇的色彩,勝過大量篇幅音響的運用。不管如何大力地運用標題性手法,樂章結構仍沿襲傳統規格,前四闕交響曲的第一樂章,仍都使用相似的奏鳴曲快板形式,裡面樂章經常放進插曲的設計,如中段詼諧曲 ( Scherzo-trio )。本文最後一段的書寫,可看出此作者擅長理論的分析,以最精煉的文字,勾勒出完整的馬勒音樂的輪廓:

馬勒的和聲語法,如理查史特勞斯和布魯克納,堅固地持守調性色彩,雖然有些片段,以強烈半音階,全音階的構造主導,但隨著大規模三和絃的動態,看來更走向歐洲傳統的架構,多於打破規則的例外。但有個循環和聲裝置卻是創新的,也就所謂的調性移動,作曲家在樂曲的起始和終結,運用不同的調性來設計。[2]

他後來繼續舉例,在悲嘆之歌中,馬勒出奇不意所刪減掉的第一部分:〈森林之歌Waldmärchen,就有調性移轉的痕跡,在第二交響曲(C小調到降E大調),以及第四號 (G大調到E大調),這些深思熟慮後的移動,也在第五,第七,第九交響曲中看見,強調馬勒交響曲的概念,如同一個栩栩如生的有機體,逐步成長和進化,確保音樂原型的回歸已不復見。

筆者在閱讀的過程中,發現很少書籍將馬勒獨立出來,在他的作品和生平上做專門的探究,可見在歷史的進程中,馬勒占據的份量有限,筆者推測他的曲類較單薄,只專寫交響曲和聲樂曲,以及這兩種形式的交叉運用,並不算多產音樂家,加上他的交響曲的管弦樂法前承接貝多芬,白遼士,布拉姆斯(Brahms ,1833-97),華格納,布魯克納(Bruckener, 1824-96),基本上並無太重大的革新和突破,且同時期,德奧以外的歐洲,政治上受到民族自覺的啟發,紛紛開發新的語法和聲響,俄羅斯的柴可夫斯(Tchaikovsky, 1840-1893)與五人組,法國的德布西(Debussy, 1862-1918)和梅湘等人,義大利的寫實歌劇此時也雄踞一方,大歷史的脈絡轉移到國民樂派的觀照時,馬勒,理查史特勞斯及沃爾夫,就在德奧龐大、厚重浪漫餘緒中,繚繞著德語系最後的裊裊香火,這樣紮實正統豐厚的三和絃底蘊,他們就像擁護美好傳統的最後一支軍隊,當他們音樂的生涯終了,新維也納主義推翻了調性音樂,走進了無調新頁,德步西的完全四度八度五聲音階,拆解了鞏固調性的理所當然,之後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歐陸,將音樂歷史的鏡頭帶到美國,極簡主義、機遇音樂一去不復返,除了二十世紀中期之後,新浪漫主義,如George Rochberg (1918-2005)David Del Tredici(1937-)等人,興起緬懷馬勒的情懷,然而從巴哈以降的強盛的日爾曼音樂帝國,馬勒在十九世紀末的世代,傳承了德意志歷史的完美與驕傲!

 

參考書目

Taruskin, Richard.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,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5.

Abraham, Gerald. 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Music, vols. 9 of Romanticism, 1830-1890. London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0.

Plantiaga, Leon. The Norton Introduction to Music History, vols.4 of Romantic Music. New

York: W. W. Norton, 1985.



 [1] Leon Plantiaga. The Norton Introduction to Music History, vols.4 of Romantic Music. ( New York: W. W. Norton, 1985 ), 450.

 [2] 同前註,454.